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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教育部发布的《2023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我国义务教育巩固率已达 95.5%，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突破 59.6%，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 14.1 年。从数据上看，中国已迈入教育普及化的新阶段，“读书识字” 不再是稀缺资源，“大学文凭” 也慢慢的变成为就业市场的 “敲门砖”。然而，与教育普及率同步攀升的，是一个令人困惑的社会现象：越来越多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却连基本的生活常识、科学常识都一无所知；“教书育人” 强调的人伦常理、孝道美德，在部分人身上近乎缺失；五千年文明积淀的文化渊源，更是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被稀释得面目全非。
教育的本质是 “立德树人”，是传授知识、塑造品格、传承文化的有机统一。当教育普及沦为 “文凭制造”，当知识学习与常识积累、道德养成、文化传承相脱节，我们不得已追问：高普及率的教育为何没能培育出 “有常识、懂人伦、有底蕴” 的完整的人？这种 “教育失衡” 的背后，隐藏着教育体制、家庭教养、社会风气、时代变迁等多重因素的交织作用。本文将深入剖析这一社会痛点，探寻问题根源，并思考怎么样让教育回归 “育人” 的本质。
在教育普及的今天，“高学历低能” 早已不是新鲜话题，而 “高学历缺常识、高文凭寡人伦、高学识无底蕴” 的现象，正以更隐蔽、更普遍的方式蔓延。这些现象不仅出现在个体生活中，更折射出整个社会在教育价值导向与人才教育培训模式上的深层偏差。
常识，是人类在长期社会生活中积累的、无需复杂论证就能被普遍认可的基本事实、基础原理、基本技能，包括生活常识、科学常识、法律常识、社会常识等。然而，在当下的社会中，许多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却在常识面前屡屡 “露怯”。
生活常识的缺失尤为典型。某高校一项针对 2000 名大学生的调查显示，72.3% 的学生不会独立换灯泡、修理简单家电；68.5% 的学生不知道怎么辨别食品保质期与配料表；56.7% 的学生缺乏基本的急救知识，面对中暑、溺水、外伤等突发情况时手足无措。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某一线城市白领因长期吃外卖，不知道鸡蛋需要煮熟才能吃，生吃后引发急性肠胃炎；某名牌大学研究生在租房时，因不懂 “甲醛超过标准” 的危害，入住新装修房屋后身体出现严重不适。这些案例看似极端，却暴露出一个普遍问题：许多年轻人在 “应试教育” 的包裹下，成为了 “生活白痴”，缺乏独立生存的基本技能。
科学常识的匮乏同样触目惊心。近年来，“伪科学” 在网络上大肆传播，不少高学历者沦为受害者。比如，一些大学生相信 “喝碱性水可以防癌”，花高价购买所谓的 “碱性饮用水”；某 985 高校毕业生轻信 “量子波动速读”，为孩子报数万元的培训课程；疫情期间，部分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网民传播 “新冠疫苗含芯片”“喝消毒水可以抗疫” 等荒诞言论。中国科协发布的《2023 年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为 12.93%，虽然较往年有所提升，但在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中，仍有 30% 以上的人缺乏基本的科学判断力，难以区分科学与伪科学。
法律常识与社会常识的缺失，则让许多高学历者在社会生活中屡屡碰壁。某高校博士因与邻居产生口角冲突，将对方的电动车锁起来，认为 “只是小事”，却不知已构成侵权；某企业白领因不满公司绩效考核，擅自删除工作电脑中的重要文件，最终因 “破坏生产经营罪” 被追究刑事责任；许多年轻人在网络上随意发表侮辱、诽谤他人的言论，认为 “” 可以不受约束，却忽视了法律对名誉权、隐私权的保护。这些案例表明，高学历并不等同于高法治素养，缺乏基本的法律常识与社会规则意识，即便拥有渊博的专业相关知识，也可能在社会生活中 “栽跟头”。
“百善孝为先”，孝道是中华民间传统文化的核心伦理，也是人伦常理的基础。然而，在教育普及、社会流动加剧的今天，孝道文化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许多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虽然学历高、收入高，却对父母缺乏基本的关爱与赡养意识，人伦观念淡薄。
空巢老人数量的激增，背后是子女孝道意识的缺位。民政部多个方面数据显示，我国空巢老人数量已突破 1.2 亿，其中农村空巢老人占比达 60% 以上。许多年轻人毕业后留在城市工作，一年甚至几年不回一次家，仅通过微信转账、快递礼品的方式 “尽孝”，却忽视了父母对陪伴的渴望。某法院审理的一起赡养纠纷案件中，被告是一名年薪 50 万的企业高管，拥有硕士学历，却以 “工作忙”“压力大” 为由，拒绝赡养年迈多病的母亲，甚至多年不与母亲联系。这种 “物质尽孝” 取代 “情感尽孝” 的现象，在高学历群体中并不罕见。
家庭关系的疏离，不仅体现在亲子之间，也体现在夫妻、亲属之间。近年来，离婚率持续攀升，其中高学历群体的离婚率尤为突出。某民政部门的多个方面数据显示，本科及以上学历夫妻的离婚率，较十年前增长了 37%。许多高学历夫妻注重个人价值实现，却缺乏包容、理解、沟通的婚姻伦理意识，遇到矛盾就选择离婚，将婚姻视为 “人生的选择题” 而非 “责任的共同体”。此外，亲属关系的淡化也成为普遍现象，“春节拜年不走亲，微信群里发红包” 成为许多家庭的常态，传统的宗族伦理、亲情纽带在现代生活中逐渐松弛。
更令人担忧的是，部分年轻人对人伦常理的漠视，已突破道德底线。近年来，“原生家庭” 成为网络热词，一些年轻人将自己的人生困境全部归咎于父母，甚至在网络上公开辱骂、诋毁父母；个别高校学生因与同学发生矛盾，采取投毒、暴力伤人等极端行为，忽视了 “尊重他人、友善相处” 的基本人伦；还有一些年轻人在社会化媒体上炫耀 “啃老”“躺平”，将 “自私自利” 视为 “个性解放”，完全背离了 “责任、担当、感恩” 的人伦准则。
文化底蕴，是一个人在长期的文化熏陶中形成的审美情趣、价值观念、思维方法与精神品格，是民间传统文化、现代文明与个人修养的有机融合。然而，在当下的教育体系中，文化教育往往流于表面，许多高学历者虽然掌握了专业相关知识，却缺乏基本的文化素养，成为 “有学识无底蕴” 的 “文化空壳”。
对传统文化的无知，是文化渊源缺失的最直接体现。某高校针对 1000 名大学生开展的民间传统文化认知调查显示，仅有 28.6% 的学生能完整背诵《论语》中的 10 句以上名言；35.8% 的学生不知道 “四书五经” 具体指什么；62.3% 的学生对传统节日的起源与习俗一知半解，认为 “端午节就是吃粽子，中秋节就是吃月饼”。更有甚者，一些年轻人将民间传统文化视为 “封建糟粕”，对中医、汉服、传统礼仪等嗤之以鼻，却对西方的节日、潮流盲目追捧。这种 “崇洋” 的文化心态，本质上是对本土文化缺乏认同与自信的表现。
审美情趣的低俗化，也是文化渊源不足的重要表现。在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的冲击下，许多年轻人的文化消费呈现出 “娱乐化、快餐化、低俗化” 的特征。他们热衷于观看 “网红带货”“搞笑段子”“颜值直播”，却很少阅读经典书籍、欣赏传统戏曲、参观博物馆；他们追求 “网红同款”“流量明星”，却对书法、绘画、诗词等传统艺术缺乏兴趣；他们的语言表达充斥着 “yyds”“绝绝子” 等网络流行语，却难以用准确、优美的语言进行书面表达与口头交流。这种审美情趣的低俗化，不仅导致个人精神世界的空虚，也加剧了社会文化的浮躁风气。
价值观念的功利化，则是文化渊源缺失的深层体现。许多高学历者将 “赚钱”“成功” 看做人生的唯一目标，缺乏 “家国情怀”“社会责任”“精神追求” 等更高层次的价值观念。某招聘网站的调查显示，75% 的高校毕业生在选择工作时，将 “薪资待遇” 列为首要考虑因素，而 “职业理想”“社会价值”“文化认同” 等因素的占比不足 10%。这种功利化的价值观念，使得许多人在追求物质利益的过程中迷失了方向，缺乏精神支柱与人生信仰，成为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常识的积累本应是教育的基础目标，也是个体融入社会的前提。然而，在当下的社会中，常识教育却被边缘化，高学历者的常识匮乏，本质上是应试教育导向与时代环境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我国的教育体系长期以来深受 “应试教育” 的影响，“分数” 成为衡量学生优劣、学校好坏的核心标准。在这种导向下，常识教育被视为 “无关紧要” 的内容，逐渐被挤出教育的核心领域。
从基础教育阶段来看，小学、初中的课程设置以语文、数学、英语等 “主科” 为主，常识性课程如科学、道德与法治、综合实践活动等，往往被视为 “副科”，课时被随意挤占。许多学校为了更好的提高升学率，将科学课、劳动课的课时挪用给语文、数学等主科，甚至取消综合实践活动。某小学教师坦言：“我们也知道劳动课、科学课对孩子很重要，但家长和上级部门只看考试分数，我们只可以优先保证主科的教学。” 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孩子们从小就缺乏系统的常识学习，既没有掌握基本的科学原理，也没有培养独立生活的技能。
高等教育阶段同样存在 “重专业、轻通识” 的问题。大学的课程设置以专业相关知识传授为主，通识教育课程如大学语文、历史、哲学、法律基础等，往往被视为 “选修课”“凑学分的课”，学生缺乏学习的积极性，教师也缺乏教学的热情。许多大学生将全部精力放在专业课程与考证上，忽视了通识教育对常识积累、视野拓展的及其重要的作用。某高校教授表示：“现在的大学生，专业相关知识可能很扎实，但对社会常识、法律常识、文化常识的了解，往往不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大学生。” 这种 “专业至上” 的教育模式，培养出的是 “专才” 而非 “通才”，导致学生的知识结构单一，常识储备严重不足。
此外，应试教育的 “填鸭式教学” 也扼杀了学生主动积累常识的兴趣与能力。在应试教育体系中，学生的学习方式以背诵、记忆、刷题为主，缺乏独立思考、实践探索的机会。他们习惯于被动接受知识，而不懂得主动观察生活、积累常识。比如，学生们可以背诵数学公式、物理定理，却不会将这些知识应用到生活中；他们能够默写历史事件、地理名称，却对身边的社会现象、自然景观缺乏关注。这种 “纸上谈兵” 的学习方式，使得学生的知识与生活脱节，常识积累自然无从谈起。
随着互联网、智能手机的普及，我们进入了信息爆炸的时代。信息的获取变得前所未有的便捷，但碎片化、快餐化的信息传播方式，也正在改变人们的认知习惯，导致系统的常识积累被取代。
首先，碎片化的信息获取方式，使得人们难以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在信息时代，人们习惯于通过短视频、微博、微信等平台获取信息，这一些信息往往是碎片化、零散化的，缺乏逻辑性与系统性。比如，人类能通过短视频了解到 “空腹不能喝牛奶”“熬夜伤肝” 等生活常识，但却不知道这些常识背后的科学原理，也不知道如何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灵活运用。这种 “一知半解” 的常识积累，不仅无法真正指导生活，还可能因为误解而造成危害。
其次，算法推荐机制加剧了 “信息茧房” 效应，导致人们的常识视野变得狭窄。互联网平台的算法会根据用户的兴趣爱好，推送相关的信息内容，使得用户只能看到自己感兴趣的内容，而无法接触到其他领域的常识。比如，喜欢娱乐八卦的用户，每天看到的都是明星动态、搞笑段子，缺乏对科学、法律、社会等领域常识的了解；专注于专业领域的科研人员，可能对生活常识、社会热点一无所知。这种 “信息茧房” 让人们的知识结构越来越单一，常识储备越来越匮乏。
此外，网络信息的良莠不齐，也给常识积累带来了负面影响。在网络上，虚假信息、伪科学言论层出不穷，许多人缺乏辨别信息真伪的能力，容易被错误的常识误导。比如，网络上流传的 “吃大蒜可以预防新冠”“维生素 C 可以治疗感冒” 等虚假常识，不仅没有科学依据，还可能延误病情。而一些自媒体为了流量，故意传播夸大其词、断章取义的信息，进一步混淆了人们对常识的认知。
家庭是孩子成长的第一课堂，社会是常识积累的重要环境。然而，在当下的社会中，家庭与社会普遍存在 “重智轻能” 的导向，忽视了对孩子常识的实践培养。
从家庭层面来看，许多家长将 “学习成绩” 视为孩子成长的唯一目标，过度溺爱孩子，包办孩子的一切生活事务。在许多家庭中，孩子从小就过着 “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的生活，不需要做家务，不需要独立解决生活问题。家长们认为，“只要孩子学习好，其他的都不重要”，甚至为了让孩子专心学习，禁止孩子参与任何家务劳动与社会实践。这种 “包办式教育”，导致孩子缺乏独立生活的能力，生活常识严重缺失。某中学生在日记中写道：“我每天的任务就是学习，妈妈说洗衣做饭都是小事，等我考上大学自然就会了。但现在我连煮面条都不会，真不知道以后独立生活该怎么办。”
从社会层面来看，社会对人才的评价标准过于单一，“学历” 成为衡量人才的核心指标，而常识素养、实践能力等被忽视。在就业市场中，用人单位往往只看重应聘者的学历、专业背景与证书，而很少关注其常识储备与实践能力。这种 “唯学历论” 的评价导向，使得学生与家长更加重视学历提升，而忽视了常识积累。此外，社会对常识教育的支持力度不足，缺乏普及常识的公共平台与活动。比如，社区很少组织急救知识培训、法律常识讲座等活动；媒体更多地关注娱乐八卦、社会热点，而很少传播实用的常识内容。这种社会环境，使得常识教育缺乏生长的土壤，难以得到普及与推广。
人伦常理与孝道美德的养成，离不开家庭的熏陶、社会的引导与教育的培养。然而，在社会转型期，家庭结构的变化、价值观念的异化与教育中德育的缺位，共同导致了人伦淡薄现象的蔓延。
传统社会的家庭以 “大家庭”“宗族” 为单位，代际共居、亲属互助，人伦常理与孝道美德在日常的家庭生活中自然传承。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与社会流动的加剧，传统的家庭结构逐渐瓦解，现代家庭呈现出 “小型化、核心化、流动化” 的特征，人伦纽带随之松弛。
首先，“核心家庭” 成为主流，代际分离加剧。在城市中，年轻人婚后大多选择与父母分开居住，形成 “夫妻 + 子女” 的核心家庭模式。这种家庭模式虽然有利于年轻人的独立生活，但也导致了代际交流的减少。许多年轻人与父母分居两地，一年难得见几次面，平时仅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联系，缺乏面对面的情感沟通。这种物理距离的疏远，逐渐演变为心理距离的隔阂，子女对父母的关爱越来越流于表面，孝道意识逐渐淡化。某空巢老人感慨：“孩子在外地工作，一年回一次家，待不了几天就走。平时微信上问问吃了没、身体好不好，除此之外就没什么话了。我知道他忙，但心里还是觉得孤单。”
其次，家庭功能的弱化，影响人伦美德的传承。传统家庭不仅是生活的单位，更是道德教育的载体，父母通过言传身教，将孝道、仁爱、诚信等美德传递给子女。然而，在现代社会中，许多父母为了生计奔波，工作压力大，缺乏陪伴子女的时间与精力。他们往往只关注子女的学习成绩，而忽视了道德教育。更有甚者，一些父母自身就缺乏人伦观念，不孝顺老人、夫妻关系不和、邻里关系紧张，给子女树立了不良的榜样。在这种家庭环境中成长的孩子，自然难以养成良好的人伦美德。
此外，独生子女政策的长期实施，也对人伦观念的养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独生子女在家庭中处于中心地位，从小被父母、祖父母过度溺爱，形成了 “自我中心” 的性格。他们习惯于接受他人的关爱，却不懂得关爱他人；习惯于索取，却不懂得付出。这种性格特征，使得他们在成年后，难以适应家庭生活中的角色转变，缺乏赡养父母、包容配偶、关爱子女的责任意识。
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功利主义”“个人主义” 等价值观逐渐蔓延，传统的 “集体主义”“利他主义” 价值观受到冲击，人伦美德在价值体系中逐渐边缘化。
首先，个人主义的膨胀，导致家庭责任的淡化。在现代社会中，人们越来越注重个人价值的实现，强调 “个性解放”“自由独立”，却忽视了家庭责任与社会责任。许多年轻人将个人的利益放在首位，认为 “赡养父母是负担”“婚姻是束缚”“亲属关系是麻烦”，不愿意为家庭付出时间与精力。他们追求 “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的生活状态，将 “啃老” 视为理所当然，将 “离婚” 视为解决婚姻矛盾的便捷方式。这种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与传统的人伦常理背道而驰，导致了家庭关系的疏离与人伦美德的缺失。
其次，功利主义的蔓延，使得人伦关系功利化。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许多人将 “利益” 作为衡量一切关系的标准，家庭关系、亲属关系也逐渐变得功利化。一些子女对父母的孝顺，取决于父母的经济条件；一些兄弟姐妹之间的往来，取决于是否有利益可图；一些夫妻之间的婚姻，取决于对方的财富与地位。这种功利化的人伦关系，缺乏情感的支撑，变得脆弱而虚假。某社会学家指出：“现在的一些家庭关系，更像是一种‘利益共同体’，而不是‘情感共同体’。当利益消失时，关系也就随之破裂。”
此外，网络文化的负面影响，也加剧了价值观念的异化。在网络上，一些不良思潮如 “精致的利己主义”“躺平主义”“反内卷主义” 等大肆传播，误导了年轻人的价值观念。一些年轻人将 “自私自利” 视为 “聪明”，将 “不负责任” 视为 “洒脱”，将 “不孝顺父母” 视为 “摆脱原生家庭的束缚”。这种扭曲的价值观念，进一步侵蚀了人伦美德的根基，导致人伦淡薄现象日益严重。
教育是培育人伦美德的重要途径，然而，在当下的教育体系中，德育教育往往流于形式，缺乏实效性，难以真正培养学生的人伦观念与道德素养。
从基础教育阶段来看，德育课程内容枯燥、形式单一，难以引起学生的兴趣。小学的《道德与法治》、初中的《思想品德》等课程，往往以理论说教为主，内容脱离学生的生活实际，缺乏情感共鸣。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只是让学生背诵知识点、默写标准答案，而没有引导学生将道德观念内化为行为习惯。比如，课程中强调 “孝顺父母”，但却没有教学生如何与父母沟通、如何关心父母的生活；课程中强调 “友善待人”，但却没有教学生如何处理与同学的矛盾、如何帮助他人。这种形式化的德育教育，无法真正培养学生的人伦美德。
高等教育阶段的德育教育同样存在问题。大学的《思想道德与法治》《形势与政策》等课程，往往被学生视为 “水课”，上课签到、下课走人，缺乏深入的思考与实践。许多高校注重专业知识的传授与科研成果的产出，而忽视了德育教育的重要性，没有将德育融入人才培养的全过程。此外，高校的校园文化建设缺乏对人伦美德的弘扬，学生社团活动、校园讲座等更多地关注学术、娱乐等方面，而很少涉及道德教育的内容。在这种环境中，大学生的人伦观念难以得到提升，甚至可能因为缺乏正确的引导而出现偏差。
更重要的是，德育教育缺乏家庭、学校与社会的协同配合。学校的德育教育与家庭的道德培养、社会的道德风气脱节，形成了 “学校教一套、家庭做一套、社会行一套” 的矛盾局面。比如，学校教学生 “要孝顺父母”，但家长却对自己的父母不孝顺；学校教学生 “要诚实守信”，但社会上却存在大量的欺诈行为。这种矛盾的环境，让学生感到困惑，难以形成稳定的道德观念。
文化底蕴的积累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传统文化的滋养、系统的文化教育与沉下心来的学习态度。然而，在现代社会中，传统文化的断裂、文化教育的肤浅与时代的浮躁风气，共同导致了文化底蕴不足的问题。
中华传统文化是文化底蕴的根基，然而，在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中，传统文化经历了多次冲击，传承链条逐渐松动，导致现代人与传统文化之间产生了 “隔阂”。
首先，近代以来的 “反传统” 思潮，对传统文化造成了冲击。战争后，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许多仁人志士将中国的落后归咎于传统文化，发起了 “新文化运动” 等反传统运动，主张 “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虽然这些运动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但也对传统文化造成了过度否定，导致传统文化的传承出现了断裂。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 “” 期间，传统文化再次遭受重创，许多古籍、文物被毁坏，传统礼仪、习俗被禁止，传统文化的传承陷入了低谷。
其次，现代生活方式的变化，使得传统文化失去了生存的土壤。传统社会的生活节奏缓慢，人们有足够的时间学习传统文化、参与传统习俗。而在现代社会中，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人们忙于工作、学习、赚钱，缺乏学习传统文化的时间与精力。传统节日的氛围越来越淡，许多年轻人不知道传统节日的起源与习俗；传统艺术如戏曲、书法、绘画等，越来越少有人问津；传统礼仪如拱手礼、跪拜礼等，逐渐被现代礼仪取代。这种生活方式的变化，使得传统文化难以融入现代生活，传承面临困境。
此外，全球化的冲击，使得西方文化大量涌入，挤压了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在全球化时代，西方的价值观、生活方式、文化产品大量进入中国，对年轻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许多年轻人热衷于西方的节日、电影、音乐、时尚，而对传统文化缺乏兴趣。他们认为西方文化是 “先进的”“时尚的”，而传统文化是 “落后的”“保守的”。这种文化心态，导致传统文化的传承面临着 “后继无人” 的困境。
文化教育是提升文化底蕴的核心途径，然而，在当下的教育体系中，文化教育往往流于表面，缺乏深度与系统性，难以真正培养学生的文化素养。
从基础教育阶段来看，文化教育被简化为 “知识记忆”，缺乏对文化内涵的挖掘。语文课程虽然包含了大量的经典古诗文，但教学方式往往是让学生背诵、默写，而没有引导学生理解古诗文的意境、情感与文化内涵。比如，学生们可以背诵《离骚》《登高》等名篇，但却不知道这些作品背后的历史背景、作者的人生经历与情感寄托；他们可以默写汉字，但却不了解汉字的起源、演变与文化寓意。这种 “重知识、轻内涵” 的文化教育，无法真正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
高等教育阶段的文化教育同样存在肤浅化的问题。大学的人文社科类课程虽然涉及传统文化、现代文明等内容，但往往是 “泛泛而谈”，缺乏深度与系统性。许多学生选修这些课程只是为了凑学分，而没有真正投入精力学习。此外，高校的文化教育缺乏实践环节，学生们只是在课堂上学习文化知识，而没有机会参与文化实践活动，如参观博物馆、欣赏传统戏曲、参与文化传承项目等。这种 “纸上谈兵” 的文化教育，难以让学生真正感受到文化的魅力，也无法将文化知识内化为文化底蕴。
此外，文化教育的内容缺乏时代性与创新性，难以吸引年轻人的兴趣。传统文化的内容虽然博大精深，但如果只是简单地照搬照抄，而不结合时代特点进行创新，就难以引起年轻人的共鸣。比如，一些传统文化课程仍然沿用几十年前的教材，内容陈旧、形式单一；一些文化传承活动缺乏现代元素，难以吸引年轻人参与。这种缺乏创新的文化教育，使得传统文化与年轻人之间产生了 “代沟”，文化底蕴的培养自然难以见效。
文化底蕴的积累需要沉下心来、长期坚持，然而，在现代社会中，浮躁的时代风气使得人们难以静下心来学习文化，文化学习的心态出现了失衡。
首先，快节奏的生活方式，让人们追求 “即时满足”，缺乏长期学习的耐心。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做任何事情都追求 “效率”“速度”“结果”。学习文化需要长期的积累与沉淀，无法在短期内看到效果，因此被许多人视为 “无用之功”。他们更愿意花时间学习能够快速带来回报的技能，如编程、外语、理财等，而不愿意花时间阅读经典、学习传统文化。这种 “急功近利” 的心态，导致文化学习被边缘化。
其次，功利化的价值观念，让人们将文化学习视为 “装饰品”，而非 “必需品”。许多人认为，文化底蕴是 “软实力”，不能直接带来财富与地位，因此不需要花费太多精力学习。他们学习文化只是为了 “装点门面”，在社交场合中炫耀自己的学识，而不是为了提升自身的精神境界。这种 “功利化” 的文化学习心态，使得人们难以真正投入到文化学习中，文化底蕴自然难以提升。
此外，社交媒体的普及，让人们的注意力变得分散，难以进行深度阅读与思考。在社交媒体上，人们习惯于浏览碎片化的信息，缺乏深度阅读与系统思考的能力。他们很少阅读经典书籍、学术著作，而更多地阅读网络小说、娱乐八卦等内容。这种浅层次的阅读方式，无法让人们真正理解文化的内涵，也无法培养深厚的文化底蕴。某作家指出：“现在的人们越来越习惯于‘浅阅读’‘快阅读’，而深度阅读的能力正在逐渐丧失。没有深度阅读，就没有文化底蕴的积累。”
解决常识匮乏、人伦淡薄、文化底蕴不足的问题，需要教育、家庭、社会形成合力，回归教育 “立德树人” 的本质，从常识教育、德育培养、文化传承三个维度入手，重塑个体的认知结构、道德品格与精神世界。
（一）改革教育体系：构建 “常识 + 德育 + 文化” 三位一体的育人模式
教育是解决问题的核心，必须改革当前的教育体系，打破 “应试教育” 的桎梏，构建 “常识教育、德育教育、文化教育” 三位一体的育人模式，让教育真正回归 “育人” 的本质。
首先，强化常识教育，填补认知盲区。在基础教育阶段，应增加常识性课程的课时，将科学、劳动、健康、法律等常识内容纳入必修课程，编写贴近生活实际的教材，采用实践教学、案例教学等方式，培养学生的常识素养。比如，劳动课应教会学生洗衣、做饭、修理简单家电等生活技能；科学课应通过实验、观察等方式，让学生掌握基本的科学原理；法律课应通过模拟法庭、案例分析等方式，让学生了解基本的法律常识。在高等教育阶段，应加强通识教育，扩大通识课程的覆盖面，将常识教育纳入通识教育体系，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此外，应改革考试评价制度，将常识素养、实践能力纳入学生的评价体系，打破 “唯分数论” 的导向。
其次，深化德育教育，培育人伦美德。应改革德育课程的内容与形式，将德育与学生的生活实际、情感体验相结合，采用情境教学、角色扮演、社会实践等方式，让学生在实践中感悟道德的力量。比如，德育课程可以组织学生开展 “关爱空巢老人”“社区志愿服务” 等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培养孝顺、仁爱、责任等美德；能够最终靠案例讨论、主题班会等方式，引导学生正确处理家庭关系、同学关系、婚姻关系等。应加强师德师风建设，要求教师以身作则，成为学生道德的榜样。此外，应建立家庭、学校、社会协同的德育机制，形成德育合力。
最后，加强文化教育，传承文化基因。应将传统文化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在基础教育阶段，增加古诗文、传统礼仪、传统艺术等内容的教学，让学生从小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在高等教育阶段，开设传统文化相关的必修课与选修课，培育学生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应创新文化教育的形式，利用新媒体、虚拟现实等技术，打造沉浸式的文化教育体验，如通过 VR 技术让学生 “走进” 博物馆、“参与” 传统节日活动等。应加强文化传承人才的培养，支持高校开设民间传统文化相关专业，培养一批既懂民间传统文化又懂现代教育的专业人才。
家庭是个体成长的第一课堂，必须激活家庭的教育功能，让家庭成为常识积累、人伦培养、文化传承的重要阵地。
首先，家长应转变教育观念，重视孩子的全面发展。家长不应只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而应注重孩子的常识素养、道德品格与文化素养的培养。应放手让孩子参与家务劳动，培养其独立生活的能力；应引导孩子关注社会、观察生活，积累常识；应以身作则，孝顺老人、关爱家人，为孩子树立良好的榜样；应带领孩子阅读经典、参观博物馆、参与传统节日活动，培养孩子的文化素养。
其次，加强代际沟通，修复人伦纽带。家长应多花时间陪伴孩子，与孩子进行情感沟通，了解孩子的思想动态，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人伦观念。应鼓励孩子多与祖父母、外祖父母等长辈相处，让孩子在日常相处中感受亲情的温暖，培养孝顺的美德。对于分居两地的家庭，应利用节假日、视频通话等方式，加强代际之间的联系，缩小心理距离。
最后，营造良好的家庭文化氛围。家长应带头阅读经典、学习传统文化，让家庭充满书香气息；应传承家庭的优良家风，将诚信、友善、勤劳、孝顺等美德融入家风建设中；应组织家庭文化活动，如家庭读书分享会、传统节日家庭聚会等，让孩子在家庭文化氛围中受到熏陶。
社会是个体成长的大环境，必须净化社会风气，营造 “尊重常识、崇尚美德、热爱文化” 的社会氛围，为个体的全面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
首先，完善社会评价体系，打破 “唯学历论”。应建立多元化的人才评价标准，将常识素养、道德品格、文化素养、实践能力等纳入人才评价体系，改变 “学历至上” 的导向。在就业市场中，用人单位应注重应聘者的综合素养，而不仅仅是学历与专业背景；在社会表彰中，应加大对具有良好道德品格、深厚文化渊源的人才的表彰力度，树立榜样。
其次，加强社会宣传与引导，弘扬正能量。媒体应承担起社会责任，多传播常识性内容、道德模范事迹、传统文化知识，少传播娱乐八卦、虚假信息、不良思潮。应利用电视、广播、网络等多种渠道，开展常识普及、道德宣传、文化传承等活动，如举办 “常识大赛”“道德模范评选”“传统文化节” 等，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最后，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文化传承与常识普及提供支撑。应加大对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等公共文化设施的投入，免费向公众开放，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应在社区、学校、企业等场所，设立常识普及角、道德讲堂、文化活动室等，为公众提供学习常识、交流道德、传承文化的平台；应支持民间文化组织的发展，鼓励开展传统文化传承、常识普及等公益活动。
解决问题的根本，还在于个体的主动觉醒。每个人都应认识到自身的不足，主动学习、积极实践，在自我提升中积累常识、涵养美德、沉淀底蕴。
首先，主动积累常识，提升生活与认知能力。应养成观察生活、关注社会的习惯，主动学习生活常识、科学常识、法律常识等内容；应学会辨别信息的真伪，避免被虚假信息误导；应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在实践中积累常识、提升实践能力。
其次，自觉涵养美德，践行人伦常理。应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摒弃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等不良思潮，培养孝顺、仁爱、诚信、责任等美德；应主动关心父母、关爱家人、尊重他人，在家庭生活与社会交往中践行人伦常理；应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公益活动等，将美德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最后，主动学习传统文化，提升文化渊源。应养成阅读经典的习惯，阅读《论语》《孟子》《道德经》等民间传统文化经典，理解其内涵与智慧；应关注传统节日、传统艺术、传统礼仪等，主动参与民间传统文化活动，增强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应在生活中践行民间传统文化的精神，将民间传统文化的智慧融入现代生活，提升自身的精神境界。
教育普及率的提升，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但教育的终极目标，不是培养 “有学历的人”，而是培养 “完整的人”—— 一个有常识、懂人伦、有底蕴的人，一个能够独立生活、友善待人、精神富足的人。
当下社会中常识匮乏、人伦淡薄、文化渊源不足的现象，本质上是教育 “育人” 功能的缺失。应试教育的导向、家庭教养的缺位、社会风气的浮躁、时代环境的变化，共同导致了教育的 “失衡”，让教育沦为 “文凭制造” 的工具，而忽视了对个体认知、道德、文化等核心素养的培养。
要改变这一现状，需要教育回归 “立德树人” 的本质，构建 “常识 + 德育 + 文化” 三位一体的育人模式；需要家庭激活教育功能，筑牢人伦与文化传承的第一课堂；需要社会净化风气，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更需要个体主动觉醒，在自我提升中实现全面发展。
只有这样，才能让高学历与高素养真正匹配，让教育普及的成果真正转化为社会文明的进步；才能让每一个人都成为有常识、懂人伦、有底蕴的完整的人，让我们的社会成为一个更加文明、和谐、有温度的社会；才能让五千年文明的基因得以传承，让教育真正成为推动个人成长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强大力量。这不仅是对教育的救赎，更是对每个个体、每个家庭、整个社会的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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