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之前，他的身份是国家主席的长子，也是我国其时最顶尖的核化学专家之一。

  那张后来被很多史学家拿放大镜研讨的结业合影里，刘允斌站在后排，穿戴笔挺的西装，周围站着毛岸英的弟弟毛岸青、张太雷的儿子张芝明。

  我们现在说“官二代”那是金衣玉食，可他们这拨人，幼年几乎便是在阴间形式里裸奔。

  这群孩子在那儿形成了一个特别的圈子，没有谁比谁尊贵，我们拼的都是谁爹献身得更早，谁妈死得更惨。

  他以优异成绩考进了莫斯科钢铁学院，原本学得好好的，后来传闻新我国要搞，二话不说，转行去死磕核化学，硬是拿下了副博士学位。

  这要是放在现在的剧本里，那便是妥妥的“科技双子星”，回国便是两弹一星的勋绩元老。

  张芝明回国后，由于那个特别的年代，再加上他那个杂乱的家庭布景，精神压力太大，整个人崩了。

  他抛弃了在苏联的优胜日子，甚至不得不好深爱的俄罗斯妻子离婚，只身回到一穷二白的祖国。

  你现在看红旗轿车满大街跑，觉得挺风景，当年那是真的一把锤子一把扳手敲出来的。

  陈祖涛跟着苏联专家，后来苏联专家撤了，他就自己顶上，硬是把我国的汽车工业从0搞到了1。

  还有一次送行，毛岸英坐火车走，郭志成在车下面追，边跑边喊，成果脚下一滑，又摔了一跤，弄得满嘴是泥。

  那个在冰场上松开手的大哥哥毛岸英，几年后就在朝鲜战场上，被那把凝结汽油弹烧成了灰烬。

  每次照镜子看到那半颗牙，估量都会想起莫斯科那个冰冷的冬季，那是他们这群孤儿最温暖的回忆。

  有的成了国家的脊柱，像陈祖涛、赵施格，那是真把血汗浇进了工业地基里；有的成了年代的祭品，像刘允斌、张芝明，才华横溢却不得善终；还有的像毛岸青，带着一身伤病，默默无闻地当个翻译，过完了普通的终身。

  那个年代没那么多矫情，所谓的传奇，不过是一群年轻人咬着牙，在荆棘丛里蹚出了一条血路。

  你细心看看他们年轻时的脸庞，那是对新我国最朴实的神往，也是那个年代最疼的伤痕。

  刘平平、刘源、刘亭亭，《成功的价值——献给父亲》，人民出版社，1981年。